《行政监察法》18条规定监察机关针对监察对象的执法、廉政、效能履行监察职责，可以说反腐只是行政监察权能的三分之一。
这个执政联盟是当时阻止纳粹夺权的最主要政治力量。注释: [1]德国基本法的原文可见于德国联邦议会官网：https: //www. bundestag. de/grundgesetz. [2]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Das Bollwerk,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1 August 2012. [3]Rede von Bundeskanzlerin Dr. Angela Merkel beim Festakt 60 Jahre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am 28.September 2011 in Karlsruhe，全文见德国联邦政府网站：https: //www. bundesregierung. de/Content/DE/Bulletin/2010-2015/2011/09/98-1-hk-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html? nn＝392138＃Start（最后访问时间2016-12-20）。
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便是这种人格和社会心理的显白表述：德国的命运是要么成为世界霸权，要么什么都不是[29]。在司法系统中，与纳粹政权有关联的法官遍布于各级法院。[4]而现任院长安德烈·福斯库勒（AndreasVoβkuhle）在就职两年后于2012年2月获总理默克尔提名在克里斯蒂安·伍尔夫辞职后接替总统职位，但他婉言谢绝了。只有当执政者意识到宪法之治是实现长治久安的不二选择的时候，可能性才会增大。这份判决确立了若干影响深远的宪法解释方法和原则： 首先，在判定第一部法律违宪时，法院给出理由包括： 一个宪法条文不能被看成是一个孤立的条款并被单独解释。
[32]出于这样的理由，备忘录提出了若干具体要求：（1）将宪法法院挪出司法部的管辖权限，使宪法法院院长成为法院行政事务的唯一主管者。国事法院在10月份做出裁定，确认了总统令的合宪性。多数意见主要是从个体基本权利的角度，而不是从群体可疑分类的角度去阐发同性婚姻的权利的。
[75] 这也是最近几年在美国主流宪法学界，宪法文本之外的研究大为风行的深层原因，代表性作品有哈佛法学院宪法教授劳伦斯·却伯：《看不见的宪法》，田雷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75]自由派的司法能动主义可以说是应运而生，这不过是对于成文宪法回应社会发展捉襟见肘内在焦虑的外在缓解。文章指出欧伯格费案对于平等保护意涵的实质性扩展，并重申了最高法院的民主促进者角色。因此，当州立法机关认为合适的时候，可以通过立法来改变普通法。
[61] 马歇尔首席大法官主笔的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堪称最高法院结构/体系解释的经典案例。实际上，既存在自由派的能动主义，也有保守派的能动主义。
保守派人士批评美国左派操纵身份议题，认为无论是性别、种族还是性取向都是身份议题的外在表现。斯卡利亚在欧伯格费案反对意见中指出，无论九位大法官的教育出身、地域分布还是宗教信仰都使得他们不具有广泛的民主代表性。多数意见书从实质性正当程序（未列举基本权利）的法理论证婚姻权乃公民之基本权利，同性伴侣的此一基本权利受到宪法的平等保护。这一判决基于遵循先例的原则，依据第十四修正案而作出。
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有其学说、规范和方法的基础，可以分别从同性权利的法律演进史、未列举基本权利的平等保护和宪法解释方法这三个方面予以证成。本文首先经由司法学说的演变揭示了美国同性恋权利如何发展到同性婚姻权的。注释: [1] 赫伯特·韦斯勒（Herbert Wechsler）于1959年在哈佛法学院的霍姆斯讲演中提出了最高法院审理宪法案件应当遵循中立原则，摒弃任何以个人价值强加于立法机关以及一般人民的做法。二、未列举基本权利的平等保护 欧伯格费案是对一系列同性婚姻案件的集中审理。
在整个十九世纪，婚姻被看成是普通法的权利，而不是宪法权利。参见Gerald N. Rosenberg, The Hollow Hope: Can Courts Bring About Social Chan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戴维斯此后因藐视法庭罪而入狱。除非我们彻底拒绝未列举权利，否则斯卡利亚式的法律形式主义的指责无法对最高法院进步主义事业构成原则性的否定。
第六巡回上诉法院认为它受到该先例的拘束。[60]在宪法解释方法上往往要借助于结构解释，或者体系解释[61]。[35] Bruce Ackerman, We the Peopl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29-130. (中译本参见布鲁斯·阿克曼：《我们人民：奠基》，汪庆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7-138页。它是生命的和谐，而不是政治信仰。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采取了捍卫州权、对各州立法予以高度尊重的态度，不遗余力地抨击多数派法官的立法者心态。[31]在创设隐私权的格里斯沃德案中，最高法院已经强调了婚姻和隐私、个人自主的紧密联系。
[15] 576 U.S. __(2015). [16] 肯尼迪于1988年被里根总统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一般被看成是保守派阵营的成员，但他在民权、环保、赋予关塔那摩监狱的囚犯以诉权等方面和自由派大法官们站在了一起。欧伯格费案作为同性婚姻案，其核心争点在于以性取向作为进入婚姻的资格是否具有合宪性。
比克尔主张法官优势在于能够顾及长远价值，而德沃金从个人主义批判功利主义和集体目标。又因为人类有能力跳出从性爱到生殖到抚养的生物链条，种族绵延失去了自然的保障，所以需要一种文化的手段。
婚姻作为人类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亲密关系的结合和生命延续的制度，具有着漫长的历史和悠久的传统。在Baker v. Nelson案中，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将婚姻限定在异性之间。
因为在当时未列举权利的概念都还没有出现，所以不可能会存在以未列举权利为基础的婚姻权。保守派的人士也往往攻击欧伯格费案司法能动，这一攻击实际上是偷梁换柱的。[74]自由派的司法能动主义判决背后的理念是活的宪法，这种司法哲学其实是对成文法本身局限性的一种克服与补充。种族绵延是指在这个世界上一种生物的持续存在。
第十四修正案中的自由不仅包括《权利法案》中明确列举的权利，还包括权利法案未明确列举的权利。[38] 欧伯格费案多数意见并不认为同性性倾向是可疑或准可疑分类。
杰拉德·罗森伯格（Gerald N. Rosenberg）在《空想：法院能带来社会变革吗？》一书中就指出，如果没政治上的跟进、公民支持以及守法的动力，法律规则本身的变化并不能够带来重大的社会变革。第十四修正案并不认为它[制定时就]了解自由的所有面向，因此他们授予未来世代的人保护所有人的权利的宪章，其含义为每个世代的人所领会。
以及对和平集会的限制。这些案件来自密歇根、肯塔基、俄亥俄和田纳西州，所有这些州都将婚姻定义成男人和女人的结合，而且所有这些州都在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的司法管辖区内。
[5] 576 U.S. __(2015). [6] 金姆·戴维斯因宗教信仰而反对同性婚姻，藐视最高法院判决，不惜以身试法，一度成为美国媒体关注的热点。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在一个审期中宣告无效的联邦法规比首席大法官马歇尔三十四年司法职业生涯中宣告无效的还要多。304 U. S. 144, 脚注四（1938） [37] Harper v. Virginia State Board of Elections, 383 U. S. 663 (1966)废除了将人头税作为投票权前提的弗吉尼亚州法。[3] 381 U.S.478 (1965). [4] 方流芳：罗伊判例:关于司法和政治分界的争辩 ――堕胎和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案的司法解释 ，《比较法研究》1998 年第 1 期。
同性恋并非孤立而隔离的少数群体，无法基于整体享有和黑人或其他少数种族同等程度的保护。所谓的政治问题，是指这样的一些问题：存在明确的宪法文本将此问题委托给其他部门处理。
有时甚至诉诸权利法案各个具体条文的相关模糊地带。它再次确认了美国最高法院的民主促进者的功能。
同性婚姻法律诉求是同性恋实现同性性取向社会主流化和同性恋身份社会主流化努力的一部分。既有保守派的司法谦抑，也存在自由派的司法谦抑。